梅丽尔·斯特里普，成为铁娘子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梅丽尔·斯特里普便被尊为好莱坞的演技女神。但直到出演撒切尔夫人的定装照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这位已然年逾花甲的女明星居然可以如此胜任这个争议的角色。在她的众多经典作品中，她的演绎似乎就是一种个人化的叙述，她以自己理智和审视的能力，把握每个角色的内涵与外延，全面地将角色与社会相沟通，又延继经典形象及理解，在传统中突破，于平凡里取舍。在她多年来创造性的演出中，不像很多其他美艳的影后，外貌从来不是她的最优得分之处，而在岁月洗练之后，斯特里普所臻至的表演境界越发确定了她在电影史上的重要性。也许，第三座奥斯卡金杯正等待着她。

　　“感谢所有允许我扮演他们历史的英国人，此刻我充满了感激之情。”

　　——1月16日，在获得金球奖最佳女演员之后的感言

　　62岁的挑战

　　当标志性的卷发与蓝色套装加在梅丽尔·斯特里普的身上，最伟大的女政治家取代了最伟大的女演员的身份，她以最传神的举止语言，让一段时代重演——甚至不止是重演，更是她对于另一个女性的成就与困惑，雄心与挫败的理解。

　　在电影《铁娘子》的开头，这位年迈而蹒跚的英国前首相出门购买牛奶。在街角小店排队时，撒切尔夫人细心地点数着手中的硬币。在她粗糙皱褶的手指上，紧箍着一个小小的订婚戒指和一个细细的结婚戒指，代表着传统婚姻生活的不同阶段。而在队伍中，排在她前后的肥硕男人和帽衫少年正比喻了英国目前的新的形态，而此刻她已经远离政坛，却仍旧能看见在她治下发生改变并影响至今的国家格局。

　　导演菲里达·劳埃德用这种闪回的方式再现撒切尔的生活，是个细致的安排。在战时空袭中跑动的年轻玛格丽特；在市政厅会议上滔滔不绝的父亲；被牛津大学录取的兴奋之情??渐渐的，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时代开始在影片中展开。毫无疑问，梅丽尔·斯特里普是影片的真正明星：振振的发言、匹配的容貌和出神入化的演绎，那掌控着内阁舵柄的手和福克兰岛战争前夕她那指向阿根廷人的手指同样坚定。她绝对是富有献身精神、忠实于角色和可以信赖的演员。她高耸的颧骨是铁一样的坚毅性格的完美象征。撒切尔的忠实追随者们对于把他们的英雄描绘成近于痴呆的衰老妇人感到愤怒。他们没有理解：作为一个政治家，玛格丽特·撒切尔免不了被人们研究重塑。这部电影只是最近的又一次重塑而已。就像此前的《国王的演说》和《女王》一样，《铁娘子》是宣传保守主义的名人传记的又一个成功的作品。

　　那些伟大的女性角色

　　1949年，梅丽尔·斯特里普生于新泽西州的一个中产家庭。讲故事成为她小时候的一大爱好，充足的想象力也就此显露。她在12岁已开始学习歌剧，中学时初展演戏天份，具有强烈的表现欲望。在瓦萨学院（1967－1971）就读时，她的初次表演让自己的戏剧老师克林顿·阿特金森大大地吃了一惊：“她的演技让人叹为观止。我不想任何人教斯特里普表演，她是实实在在地无师自通。”

　　凭借奖学金，斯特里普之后得到了耶鲁戏剧学院的硕士学位，她举重若轻地诠释着莎士比亚戏剧，甚至被同学师长加封为”耶鲁的女主角”。斯特里普喜欢挑战性的角色，她曾在耶鲁剧场演出了三年不同的戏剧，并对舞美、服装、导演都萌生出浓厚的兴趣。在26岁迁居纽约后，斯特里普开始参加百老汇舞台剧演出，并逐渐涉足电影。在29岁时，她凭借出演《猎鹿者》获得了奥斯卡女配角提名，这是她第一次向奖项靠近，虽然并未成功，但是从此不再默默无闻。1979年，触动人心的电影《克莱默夫妇》为斯特里普带来了第一座奥斯卡女配角奖杯；1982年，《苏菲的选择》让她初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大奖，并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我在挑选剧本时会有一些基本原则：一个是我认为这个角色应该被介绍给人们，这位女性角色值得在荧幕上生存；另一个则是是否这个故事会对社会，对世界有帮助，是个善举。我不喜欢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东西，对于观众的内心有坏的影响，我喜欢对于社会有好的影响的东西。”毫无疑问，斯特里普是美国银幕少有的女权主义主张者。在她的电影中，对于女性地位的呼唤和女性权利的启发时时出现，从《走出非洲》到今天的《铁娘子》，这一份社会意义从未在她的电影中淡去。在斯特里普参演的电影中，往往要么是社会影响力巨大的，要么是深入人物内心的。她从多个方向切入角色，将社会性、人文反思、个人际遇与故事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她在商业电影中寻觅艺术表达，或者在艺术电影中形成票房号召力，最终达成一个演绎传统，对角色全程的理解及掌控。

　　专访梅丽尔·斯特里普

　　梅丽尔·斯特里普说她有些疲倦了，不过没什么能击倒这位坚韧不屈的女性，她是如此睿智、机警，大多数时候脸上都带着由衷的微笑，就好像一位优雅的传世女伶。且不论数十次的提名，仅凭借两次奥斯卡奖的认可，梅丽尔·斯特里普成为新片《铁娘子》中扮演撒切尔夫人的不二人选，人们相信她可以将撒切尔夫人在现代政治风云中的传奇形象演绎的淋漓尽致。梅丽尔·斯特里普也将自己特有的人文气质灌输进这个角色，也许”传奇“二字隐喻了影片的一些不实。但灯光撤去，一切恢复如常，人们不禁会质疑这次访问是否真的发生。然而那些被记录下来内容真实可信，从享受时光流逝带来的欢乐，到养育子女的点点滴滴，还有谈到的好莱坞女性们。这些慧言睿语投射出的光芒让你忘却眼前这位女性已年过花甲，仿佛在她身上又开启了另一个崭新的轮回，充满了新生的力量。

　　Q=iWeekly

　　A=梅丽尔·斯特里普

　　Q：第17次被提名奥斯卡奖，同时又赢得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A：当然！它们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很兴奋也很紧张，这太棒了。我想起40岁时，我难以找到出演特别出色的女性电影的机会。当年我女儿格雷西只有两岁，我那时拿到3个女巫的角色，3个不同的女巫！这是当时年龄大于45岁的女演员仅剩的可以扮演的角色之一了，如果你45岁的时候还在工作，那就说明你已经演了5年的烂片。那时候的银幕没有年长女性存在的舞台，所以我在饰演每一位角色的时候，都心怀感激。我等到62岁，终于迎来了今天这个机会，我从不对机会挑三拣四。

　　Q：你之前获得的那两座小金人奖杯呢？

　　A：它们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其中有一座颜色变得有些奇怪，它们好像是由一种不知名的金属打造的，现在已经有些铜锈色了。

　　Q：是什么驱使你接下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角色？

　　A：这是独一无二的机会，撒切尔是第一位正式当选西方世界领袖的女性。虽然有些人称她为不列颠”最讨厌的女人“，但她却连任了三次——事实上，她一生在竞选中从未失利。她的退位犹如凯撒大帝最后的结局，这真是一出好戏！是什么驱使我接下这个角色？你觉得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吗？

　　说实话，让我感兴趣的是这部戏拍了一位年长女性生命力的三天。在我们的文化里，我是说，所谓的美国文化，最被忽略的、被认为不值一提的、被轻视的人群，即是那些又老又胖的白人女性。撒切尔身上那种开天辟地的精神伴随着我的表演，无论你是否赞同她的政治主张，她在她所处的时代，有着举足轻重且不可撼动的地位。我记得那些日子，记得世界怎样被改变，我认为这部片子非常值得一看。

　　Q：但你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角色。

　　A：是的，不过争议性也是吸引我的地方之一。这是一个政客角色，但她有着饱满的人物个性，鲜活的故事。她有着政治家的激情，但除却政治，她还做了很多事情。她的政治成就并不归功于她一人，有一些至今仍旧活跃于政坛，那些人造就了当年的国际政局。人们对于撒切尔的怒气并未消散，尽管已经没有人会在英国街头向她抗议了。

　　Q：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她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不曾为女性解放做出过什么贡献。你觉你是吗？

　　A：我？我当然是！事实上这部影片就是由一位女权主义者撰写的剧本，导演也是女权主义者，我也是，编剧也是一位女性。女性是唯一有兴趣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待撒切尔夫人的人群。女性的权利就像月亏那样暗淡。美国也有评论批评整部影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讲撒切尔夫人有多老。这就是问题了，他们想要的是那种所向披靡般的政客传说，那些人过关斩将，战无不胜！这不是我们想要表达的，我们关注一个政权是怎样让渡，一位政治家怎样告别自己的舞台，怎样向昔日对自己来说何其重要的东西挥手告别，有些东西直到失去才知道其价值所在。我们关注人性，影片所具有的颠覆性视角在于，它将撒切尔夫人描绘成一个具有人格的人物。

　　Q：不过影片并没有叙说她的整个从政生涯。

　　A：我注意到了这点。我注意到影片还省略了许多事情，一个着名桥段就是当年她同国防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商议同美国合作直升机生产，她最后并没有同意赫塞尔廷的建议。电影对于马岛海战描绘相当出彩，事实上一开始同百代（影片发行方）商谈之时，想把影片的焦点放在马岛海战上。那是十年前。阿比·摩根（Aby Morgan）给出了另一种见解：以撒切尔主观回顾的视角来呈现影片。也许她对遗憾的回忆没有对成就来的多，换句话说，影片不可能是无所不有地描绘撒切尔的一生，比如片中没有她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等桥段。

　　Q：你认为撒切尔夫人下台的诱因是什么？

　　A：她的强势，她的铁血，她的集权治理，这一切都使得她陷入了傲慢的无人之境，她听不见任何反对意见，听不见忠言，她否认一切对其地位造成威胁的感情。只有顺从，不容许忤逆。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两难局面，因为领导人经常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他们享受这种权威感，他们不能接受被掌控，不能接受自己的优柔寡断。他们就像在一处封闭的隧道，听不进任何声音。

　　Q：你曾经特别关注过某个角色吗？是否总是期待自己能饰演一些大角色，例如玛格丽塔·撒切尔？

　　A：不是。我记得我自己最喜欢的角色之一只有非常少的戏份，那是在影片《天使在美国(Angels in America)》中的角色。我喜欢小角色，因为她们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我。一针一线对于一张织毯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Q：你是同辈女演员中唯一出演如此重要角色的演员吗？

　　A：这我不知道。如果继续工作，任何人在我这个年纪都有机会。不过周围像我这样的演员还真不多。我也不是一年有20次这样的机会上门，连10次都没有，也许有5次吧。或者3次，但只要有一次机会是我觉得好的，感兴趣的，我就已经万分荣幸了。

　　Q：你曾质疑过自己能否驾驭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角色吗？

　　A：没错，但这取决于在开工前我有多少时间去担心。把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角色禁锢在伦敦一间起居室内，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用24小时试图让自己完全进入角色，之后才对怎样表演她有了一点感觉。有时我在最后才开始进入角色，不过万事开头难。

　　Q：那你又是怎样兼顾事业与孩子的呢？

　　A：相比其他行业，做演员要宽松许多。我不能想象其他职业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比如一名私人护士。实际上我不生产任何东西。我可以花四五个月来拍一部电影，在花四五个月事件休息，同孩子们一起渡过。我又不像其他有工作的妈妈那样，演员给了我相当大的自由度。

　　Q：那旅行呢？

　　A：孩子们长大后我就不怎么旅行了。当他们还小的时候，我经常带着他们到处走。当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想呆在学校同朋友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我决定定居下来，最初在洛杉矶，之后是纽约。

　　Q：有一位名人妈妈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不是有点难？

　　A：我想这是肯定的。我很感激老天给了我一对寻常双亲，我的孩子则面临完全不同的境遇。不过我时常告诉他们：你们是多么幸运，虽然你们有着一个最大的缺憾——我。他们能够理解这点，这也是好事。因为你不需要为了自己做的不够好去找借口，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借口。

　　Q：你怎样看待生活中重要的转变？

　　A：重大的转折点往往是那些令人高兴的事情，例如我第一个孩子的降生。这些都是里程碑，还有双亲的亡故，也同样意义重大。你也许会以为得到第一座奥斯卡奖杯是里程碑式的，其实不然——那只是值得纪念的小事，因为它并不能改变你的人生。那些日子，例如结婚、亲人的离去，才值得被铭记。

　　Q：你最近的影片都是由女性导演执导的，你曾在40岁时在意过这样的事情。

　　A：那时并没有女性导演，要算的话也只有那么一位——苏珊·塞多曼（Susan Seidelman）

　　Q：你是通过与女性电影人合作来表达一种政治立场吗？

　　A：这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制作班底的关系。导演菲里达·劳埃德看了我在中央公园一出布莱希特剧《沙胆大娘(Mother Courage)》里的表演之后，找我去演《妈妈咪呀（Mamma Mia）》，通常音乐剧不会这样找寻演员。当时我已经58岁了，对于表演此类角色有些超龄。不过菲莉达还是让我参演了，我不知道如果菲莉达是男人，会不会还这样坚持用我。男人看我们的眼光完全不同。但是菲莉达相信我可以胜任此角，她主动给了我这个机会。并不是我，或者是我的经济人帮我找来的活儿，事实证明《妈妈咪呀》相当成功，票房可以说话。她可以做到因为她证明她是可以赚钱的，而凯瑟琳·本杰罗被开罚单则因为她的电影叫好不叫座。对女性观众的偏见往往大于对女性演员偏见，她们是多数派，她们主导一对情侣在约会的第一周会去看什么电影。但是男人只决定他喜欢什么，他们不去想女人喜欢什么。我有三个女儿，她们去看了《谍中谍》。我问她们真的想去看这部电影吗？她们否认，都说觉得是因为男朋友会喜欢才去看的。

　　Q：如你所说，这部影片讲的是如何同一位年长女性相处。那么对您来说，年龄的增长有什么好处呢？

　　A：那可多了，有着许多非常好的事情。看着你的孩子慢慢成长，你可以看到这整个过程，你看到他们的第一刻时想象他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可以同他们交谈，他们也会渐渐有自己的想法。这让人非常有成就感，拥有确定的东西（比如孩子）让你不在焦虑，不在左顾右盼。我曾经花了太多经历去想我胖了五磅之后会是多么多么多么恐怖。这太太太浪费时间了，最好是不要对这种事有什么抱怨。

　　Q：对于许多年轻演员来说，你是一位优秀的模范演员。你自己有什么学习的榜样吗？

　　A：噢，我有着非常多的参照榜样，有男人也有女人。

　　Q：比如？

　　A：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一旦说出他们的名字，大家都会去google他们。然后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比如”为什么不是她？”年龄增长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岁月带给你许多伙伴。当我步入金球奖的现场，我几乎同每一位都合作过。这太棒了！就像大学的同窗会，而那些同我合作过的演员都是如此出色。我热爱身为演员的他们。我们是被赋予特权去表演的。演员是一种微妙的职业，只有身为演员才能体会其中的不可思议。

　　Q：你认为自己是一位模范演员吗？

　　A：每个人都是，每个出现在公众眼前的人物，都是一种榜样，不论人们喜欢或不喜欢。我过去认为演员是我的工作，只是这样而已。但是如今我意识到，公众会看你做出的每一步选择。曾经我还认为，自己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这是我的出发点。不过现在，我变得信赖孩子们了，随后我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互相被信赖的，确实是这样。然而公众被赋予了一种微妙的、有些夸张的责任去判别一个人的良善。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公众的这种责任感有时很吓人，我们有时会拒绝被评判。不过这种评判确实存在。